李公明︱一周书记:思想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和……思想市场

2019-10-30 11:34:02         浏览量:2326

《意识形态产业:悲观主义者、党羽和财阀如何改变意识形态市场》,美国[]丹尼尔·德雷兹纳著,李刚、邹静雅、谢富兰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373页,75.00元

当我打开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W. Drezner)的《意识形态产业:悲观主义者、党羽和财阀如何改变意识形态市场》(由李刚、邹静雅、谢富兰等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我立刻想到了拉塞尔·雅各比的《最后的知识分子》(原文出版于1987年,洪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两本书似乎有前世的联系。在这本书的开头,雅各布提到哈罗德·斯特恩斯1921年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当被问到时,他哀叹曾经支持美国公众思想并在咖啡店为“受过教育的读者”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年轻的知识分子愿意在学术生产体系下爬行,面对专业同行,面对社会和公众。他呼吁颠覆力量重建公共意识形态和文化。今天重读雅各比的书,看看他如何描述年轻一代的学者如何屈服于校园生产系统的诱惑和约束,真是一种很棒的感觉。雅各比曾经说过,“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他的第一个创造,但他无法预测的是这个词在不同国家的舆论背景下的变形,更无法预测21世纪到来所创造的“意识形态产业”的全球图景。德拉赞引用了雅各布关于独立知识分子消失和校园知识分子在他的“意识形态产业”的几个地方退出公共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显然,他也同意这些“前世”论点的真实性。然而,与雅各比完全不同的是,德雷兹纳所呼吁的“当下生活”不是怀旧的感觉,也不是上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使命感的延续,而是试图通过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全面描述来呼唤和展示的现代意识形态市场时代。

德雷兹纳的研究专业是国际政治。他讨论的意识形态市场和产业主要是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出发,但并不局限于这个领域。从整本书的结构来看,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方面:意识形态市场的形成和塑造新兴意识形态产业的系统力量,现代意识形态产业的出现如何影响意识形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意识形态产业作为市场的运作及其前景。他的目的似乎是回应雅各布30年前在他的书中的描述:公共知识分子的退位反映了公众自身的重组,知识分子变得专业了,思想消失在街道和广场上...他描述的新图景是,取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新群体被称为思想领袖(think leader),当代思想的产生和传播是按照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产业模式来组织和运作的。虽然这个意识形态产业不乏负面内容,但它以充分的信心和雄心传播乐观的思想,满足了社会对新思想的渴求。在讨论中,作者经常融合自己在现代意识形态市场的个人经历,这一方面似乎是对他对意识形态产业贡献的肯定,另一方面,在批评意识形态产业的负面因素时,也可以避免“酸葡萄”的指责。

从意识形态生产的角度来看,必须明确三个核心概念:“意识形态市场”、“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领袖”。在本书的“引言”部分,对这三个概念有一个简要的解释,尽管它不是教科书类型的完整定义。关于“思想市场”,作者引用了许多与外交事务相关的知识产品和观点(这些观点来自学者的著作、智库的评估报告或知名战略家在重要论坛上的演讲等)。),以及决策者和公众对这些想法的接受程度。作者的研究主题是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思想市场的变化。在作者看来,这种意识形态市场的现状无疑存在许多问题,但至少它仍有不同的声音。无论国家利益学说有多嘈杂,它只能是一种意识形态趋势,而不是垄断一切的意识形态前提。在一个政治两极化和意识形态撕裂严重的时代,意识形态市场的作用不应该是用思想压制或掩盖撕裂,而是引导撕裂走向一种有意义的意识形态对话方式。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理论都持结构主义分析的观点。它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完全是由结构性力量决定的,个别的短期因素微不足道。然而,政治决策者不会对这种分析观点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什么是短期有效的对策。如果我们从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市场”跳回到我们可能更熟悉的智库或“国家政策舆论”的概念,这两者当然有根本的区别。此外,与意识形态舆论对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相比,我们可能更不熟悉影响外交政策的舆论领域。奥巴马和特朗普上台后,作者在本书开头讨论的意识形态市场对他们外交政策的强烈批评也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虽然我们对书中描述的“思想领袖”在思想市场中的排名如何翻倍并不陌生,但国情的根本差异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市场”离真正的市场还很远。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学术造诣,能够就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发表意见的专家。他们揭露伪装成智慧和被广泛接受的过时思想,批评那些出售有害政策产品的人,他们对意识形态市场的最大贡献是揭露皇帝新衣的真相。顺便提一句,在这一点上,据说在意识形态工业时代,揭穿皇帝新装的孩子早就不可能了,因为安徒生童话中的皇帝不再被骗子愚弄了。他是一个想愚弄世界的骗子。不存在的新衣服已经被意识形态产业成功包装成一种新时尚。在新的童话故事中,孩子长大了,知道有时他只能在人群中吃瓜。至于“思想领袖”的概念,出现得相当晚。据作者称,2012年这一概念的使用大大超过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使用——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他只基于互联网上的一个数据。作者说,“为了写这本书,思想领袖是知识的传播者。思想领袖建立自己的单一透镜来解释世界,然后说服每个听得见的人相信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领袖都参与智力活动,但他们的风格和目的不同。公共知识分子知道很多事情,可以指出知识欺骗。思想领袖明白一件大事,并相信他们的重要思想会改变世界。”(12页)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使命是怀疑、批评和揭露,而后者要求别人相信自己。说到这里,作者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奥巴马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特朗普是现存最厚颜无耻的意识形态领袖。”(同上)德雷兹纳对现任总统一点也不礼貌,尽管特朗普实际上几乎不是思想领袖。我已经提到了这本书一直在谈论的话题: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思想领袖,必须有厚脸皮。那么,在最初的知识分子和校园学者中,什么样的人最有可能被思想市场成功地选为思想领袖呢?我喜欢我的学术成就,可以谦虚地自我吹嘘。我敢在公开演讲中做出完全不确定但大胆的预测。在与市场讨价还价时,我敢要价极高。我擅长彻底过滤学术语言中的严谨和谨慎。我坚信信心的程度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降低。所有这些都是成功的基本标准——事实上,我必须脸皮厚。

作者认为,虽然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领导人之间的区别不能如此明确,有些人可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但从理解意识形态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区别是必要的。由于现代意识形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意识形态产业,该产业对意识形态领袖的选择、回报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变化足以使所选的意识形态领袖与以往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根本的不同。思想领袖的工作日程充分反映了美国“大思想”活动的闪亮之星:庆祝思想家权力清单的发布、顶级专家咨询会议、奢华的巡回演讲、吸引全世界关注的ted演讲、研究所的全球会议、高级别经济论坛和思想俱乐部...思想领袖的背后是蜂拥而至的媒体组织和有钱的粉丝,以及他们飞涨的入场费和个人财富。然而,那些仍以批评为精神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有自己的市场,但他们的影响力和生活条件无疑与意识形态领导人相差甚远。作者引用了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一些知识分子进入意识形态产业时代前后的变化:“过去,知识分子把思想视为武器,但现在,他们更倾向于把思想视为资产。”(49页)从批评世界武器到进入资产市场,这的确是非常形象的。

德鲁兹在这本书里反复强调和讨论的是,从意识形态市场到意识形态产业的转变是由于三种相互交织的趋势:权威可信度的下降、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前两种趋势不难理解。经济不平等的加深与意识形态需求之间的关系值得更多地讨论。作者多次谈到这一现象:极端的经济不平等是思想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一旦极少数富豪对政治和思想感兴趣——事实上,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权力不等于金钱的精英社会,相对容易产生兴趣,他们就会有强烈的愿望,通过赞助大学、智库、思想研究机构、媒体组织和各种“大思想”活动,在建立自己的大学、思想沙龙和交流网络之前,展示他们在意识形态市场的影响力,“也想听听有趣思想家的思想”。在我们看来,财富是任性的。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真心希望为公共政治和现代思想做出贡献。其他人认为意识形态平台是从商业王国延伸出来的附属领土。在这里环绕土地和种族不仅是一种优雅的兴趣,也是一种以意识形态的名义抓住未来商业机会的战略眼光。当然,有些人赞助意识形态产业不仅是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环,思想领袖甚至思想教父们在美丽的风景中谈笑风生。进一步的分析是,“成功的企业家相信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力和冒险精神来到这个阶段的。换句话说,财阀非常相信自己的主动性。他们不会坐着听不如自己富有的学者表达不同的观点。此外,许多慈善家喜欢用金钱影响意识形态市场。如果他们是诚实的,政治科学家可能会告诉他们,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和活动家基金会的影响力被大大夸大了。然而,这样做就等于告诉财阀,他们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这是亿万富翁不想听到的。”(144页)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在内心寻找成功之路的知识分子来说,“取悦赞助商的迫切想法影响了想法的内容和提供者。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高塔姆·穆昆达所说,少量的财阀可以对公共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穆昆达的话是:“一个强大的团体可以奖励支持者,惩罚反对者。这种能力也扰乱了意识形态市场。这与腐败无关——信仰会随着兴趣而改变。......这可能导致整个社会为最强大的群体服务,进一步增强群体的力量,形成恶性循环。”对富人来说,他们可以享受的精神快乐是“你永远不会听到有人说你错了。”(80页)在这个意识形态市场上,竞争也很激烈。“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领导人为了获得富有捐助者的赞赏而相互竞争。”(第77页)我们还不熟悉这样一个财阀及其对公共领域的影响吗?“信念会随着兴趣而改变”这句话更像是对一些知识分子内心的洞察。

既然我们谈论的是“意识形态产业”,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是“思想重要吗?”作者想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意识形态市场。首先,他以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关于发展援助的经济思想和他的大规模规划实践为例,说明思想仍然非常重要,也有必要分析思想市场的形成原因。重要的是,在这个例子中,他分别从现实主义、失败主义、民粹主义和怀旧主义对思想力量的怀疑进行了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思想观点的逻辑和事实基础。当然,在我们看来,这些逻辑和事实的基础非常美国化,在另一个语境中可能完全是另一个逻辑和事实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的重要性只取决于决策者的意见。当然,我们可以从各种角度思考和回答思想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讨论知识分子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以及政治决策的重大变化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或忽视哈耶克的相关论述。虽然这在历史语境中似乎与德莱茨纳的“意识形态市场”大相径庭,但从自己的语境中思考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有意义。作为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自然反对那些经常鼓吹反对市场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要么只热衷于出售想法,要么在专业领域之外表现出无知。然而,他并不否认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而是认为人类社会必须以意识形态为指导。他在《自由秩序的原则》一书中说得很清楚。他主要指的是政治哲学家的想法。如果通过广泛传播成为社会的公共意识形态财富,哲学将引导社会的发展。理解他的观点的前提是理解他持有社会研究的主观观点,并且相信人们的信仰决定了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性质和行为。因此,他既不认为纳粹德国是经济发展的客观产物,也不认为纳粹极权主义的实施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特殊的蛊惑能力而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他担心人类社会在普遍错误观念的指引下会倒退和衰落。因此,他把批判乌托邦、虚假和邪恶的思想视为真正知识分子不应该逃避的责任,这也是韦伯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职业。从思想的力量到思想家的责任,哈耶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与“意识形态产业”中的领导者完全不同的思想家画像:他不是挥舞着道德主义或意识形态大棒的批评家,而是基于尊重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和法治精神原则的思想批评家。尽管今天的知识界已经不同于他那个时代,古典自由市场概念不断受到挑战和改变,哈耶克否定自由市场、同时兼顾平等和福利的批判集体主义制度实际上只是名义上的存在,但基于上述原则的思想家的声音仍然是社会最应该倾听和思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意识形态产业”确实应该走自己的路——重新思考个人权利和集体福祉之间以及市场规则和权力支配之间的真正关系。

作为一个已经进入意识形态领域的学者,德列兹纳自然有着更加明显的倾向。他认为意识形态领袖的崛起显示了人类生来就是如何处理思想的。他还不时驳斥一些对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批评。但他也指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需要分析和批评受欢迎的思想领袖。如果我们想从假专家中筛选出高素质的思想家,公共知识分子是必不可少的”(第17页);“当伟大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当权者时,他们尤其需要接受审查。官员很可能利用或滥用意识形态市场。”(18页)有许多政府利用和滥用意识形态市场的例子。作者立即引用了布什政府挪用和滥用民主和平理论和务实的政治辞令。但更重要的是,“即使当权者没有用思想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正当的,一些知识分子也渴望这样做是为了服务权力。”;"在20世纪,当知识分子接近权力时,他们为最令人发指的行为辩护。"(19页)德雷兹纳提到了几本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所犯下的政治罪行和暴行的书,其中一本是马克·莉拉的《鲁莽的头脑:政治中的知识分子》(The Rashboard Mind:Knowleds in Politics,2001)。中文译本名为《知识分子遭遇政治》,新星出版社,2010年。在里拉看来,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标准是他对政治暴力和制度暴政的态度,所有这些都值得重新审视。

作者在这个“意识形态产业”中放置了许多镜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都有人性的弱点,如统治者必须以权力为最大原则,财阀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市场的高雅等等。作者最了解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焦虑。用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话来说,“知识分子的命运要么是憎恨他们缺乏财富、成功和名声,要么是在获得名声和财富后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293页)事实上,恐怕很少有成功人士有“深深的负罪感”。还有另外两个词也可以作为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面镜子:"要么作为英雄死去,要么继续活着,直到你看到自己被逼成一个恶棍。"德雷兹纳说这句话略有改动,它也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分子:“要么你默默无闻地死去,要么你活着,直到你看到自己沦为意识形态市场上你最讨厌的那种人。”他接着说,“作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以一个不知名的人的身份死去,所以他或多或少见证了这种堕落。”(294页)看来这至少是一种诚实的态度。

最后,他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思想市场的发展上,从而提出了完善现代思想市场的三条指导原则:第一,认清现代思想产业的缺陷和优势,相信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第二,塑造现代意识形态产业的力量正在发生变化,将有利于思想的真正发展。第三,为了适应意识形态产业即将到来的变化,知识分子必须对自己有更深的认识。简而言之,“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智库成员和私营部门分析师了解意识形态行业的现状,他们也可能放弃短期超级明星荣誉,选择长期可持续性。这种选择不仅有利于自己的事业,也有利于整个意识形态市场。”(299页)我希望这也是我们期望看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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